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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八月末的魔都，距离樱花投降已经过去半个月，城里似乎没有什么改变。
魔都还在樱花人的手里。
明明樱花已经投降了，但魔都的樱花军还没有正式缴械。
在历史上，投降的手续要等到九月九号，华夏战区总受降签字仪式在金陵正式举行，冈村宁刺签署投降书。
但问题是，冈村宁刺现在不在金陵。
时间回到1944年的11月中旬。
谷正之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试着在心里计算，从句容地界上车到现在，大概有几个钟头。
运他的车又停了一次，有人把他拖下来，走了几十步，推进一个地方。
他被按着坐下，手上的绳子被人解开，又马上被反绑在身后。
谷正之犹豫着怎么开口，就有人一把扯掉了他头上的布。
灯光很暗，只有一盏油灯。
他眯了很久才看清屋子里的陈设，土坯墙，夯土地，墙上有一扇小窗，窗上钉着几根木条。
屋子面积很小，差不多五平米，只够放一把椅子，一张桌子，睡觉的地方显然是地上的稻草堆。
他还没有看清楚对面人的样貌，那人就已经拿起油灯，转身从屋子里离开，听声音是把门锁上了。
谷正之低下头，两只手在身后动了两下，挣脱不开。
借着窗户中透过来的一点亮光，勉强判断可能是清晨时分。
他颓然地坐在椅子上，心中除了不安外，满满都是疑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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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下旬，熟睡的冈村宁刺是在一阵难闻的气味里醒过来的。
那味道刺鼻，带一点甜，呛得他鼻腔发酸。
他想抬手去摸脸，发现自己的两只手被人按着，一只手按在他肩膀上，另一只手压着他脸上的那块布。
他想喊，嘴却被堵住了。
肩膀上的那只手力气很大，把他整个人按在枕头里。
他这辈子都没被人这样按过。
三秒钟之内他做了判断，肯定不是梦，不大可能是兵变，应该也不是刺杀，是想把他活捉走。
然后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再醒过来的时候，他感觉自己躺在地上，眼睛被蒙住了，嘴里塞了毛巾，手脚都捆着。
他很快冷静下来，发现能听到一些水声，似乎是用桨划水的声音。
看来有人把他带上了船。
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，他听不懂，是华夏语。然后船身晃了一下，应当是靠岸了。
他被抬下船，丢到了汽车后座上。
汽车开了很久，路似乎很不好，颠簸得厉害，他的后背在车厢板上一下一下地撞，撞得他想吐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中途他似乎又晕过去了一次，再次清醒时，冈村宁刺感觉到自己被人扶着坐起来了，蒙眼的布也被扯掉。
土坯墙，夯土地，一扇钉了木条的小窗。
嘴里的布被取出来之后，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樱花语：“我是大日本弟国陆军大将冈村宁刺，华夏派遣军总司令官。”
那两个人停了一下，看着他。
他们听不懂。
他又放慢速度说了一遍：“我要见你们的最高长官。”
其中一个转身出去了，过了一会儿，进来一个年纪大些的人，穿一身灰布军装，用樱花语跟冈村宁刺招呼了一声。
冈村宁刺把刚才那两句重新说了一遍，还加了一句：“按照日内瓦公约，我要求得到将官待遇。”
那个人听完嗤笑一声，回了他一句：“这里没有什么狗屁将官，你什么都不是了。”
冈村宁刺穿着睡衣，倒是省了扒衣服的步骤，直接给他从头套上了一件黑色旧棉袄。
冈村宁刺看着那个人，瞪大眼睛，“你们没有资格这样囚禁我！”
没有人理他，三人转身就走，把门锁上。
冈村宁刺在椅子上坐了很久，然后他站起来，走到墙边蹲下去，用指甲在墙根的土坯上划了一道。
这是他被抓进来的第一天。
划完，他在稻草堆里盘腿坐下，脊背挺得笔直，显然是不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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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8月，谷正之和冈村宁刺听到外面一直在响。
几乎是整夜整夜地敲锣，然后是鞭炮声，从村东头炸到村西头。
人们开始大声地喊口号、唱歌，听得两人耳朵都起茧子了。
到了后半夜，他们听见看守在院子里说话，声音比平时大得多，还带着笑。
有一个年轻的说了句什么，几个人一起笑起来，笑完还有人吼了几声。
第二天上午，那个会说樱花语的干部进了冈村宁刺的房间。
九个月过去，他的头发白了许多，但此时精神格外亢奋。
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，“啪”地一声拍在桌子上，用樱花语一字一顿地向他说：“战争结束了，你们的国家，投降了。”
冈村宁刺看着那张报纸，过了很久，他开口：“现在由谁指挥？”
干部愣了一下，他又问：“华夏派遣军，总司令官是谁？金陵投降是谁签的字？”
“我记得是叫.....小林浅四郎。”
在历史上，小林浅四郎作为樱花代表，向华夏陆军总司令递交了冈村宁刺签署的投降书。
冈村宁刺失踪后，看来是由他接任了总司令官的职位。
心中的猜测被证实，冈村宁刺却高兴不起来。
Tokyo为华夏派遣军任命了新的总司令官，也就是说，他没有被发现被俘虏，而是按失踪处理的。
他深吸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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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6年9月，蓝方军队占领淮阴城，市政府被迫撤出。
冈村宁刺和谷正之被分别带上两辆蒙着篷布的卡车，又换上了火车的闷罐车厢。
他们在闷罐车里待了六天，车厢里没有窗，只有一个透气的小方格。
第七天下车的时候，两人的腿肿得几乎走不了路，是被人架下去的。
他们被带进了一处有围墙和哨兵的院子，这里是东北的一处管理所。
条件一下子好了很多，有床，有玻璃窗户，有院子和医务室，甚至有暖气。
伙食按级别分，将、校、尉分别供应小灶、中灶、大灶，主食一律大米和白面，管教人员自己都吃的是粗粮。
两人就这样被关押在这处管理所，关了整整九年。
管理所的生活跟学校差不多，根据清朝那位末代皇帝回忆，他在抚顺关了十年，每天六点起床，洗漱后出操跑步、打扫室内卫生。
早饭后学习到十二点，吃完午饭休息一小时，下午进行劳动，晚饭后可以自由活动。每周放两次电影，晚上九点半睡觉。
学习占的比重最大，要学各类红方的著作，抨击弟国主义和资本主义，也学五年计划、宪法草案这些当时社会上职工同样在学的东西。
方法是自学为主，读一段讨论一段，每个人都要写发言提纲，然后分别在小组、大组或全所大会上发言，学完一个阶段由所长在全所大会上总结。
参观是改造里最重要的一环，一批人去了金陵，在雨花台前集体谢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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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4年3月，战后的侦讯工作正式启动，来的人不再是送饭的战士，而是穿着制服、带着卷宗的干部。
他们找每一个人谈话，问得很细致。
哪一年、哪一支部队、驻在哪里、何日出动、去了哪里。
在1956年4月25日，《关于处理在押樱花侵略华夏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》被通过，但底下的侦讯工作实际上从1954年就开始了。
起初，几乎所有人都是对抗态度、不认罪，尤其是有特务身份的，本身就有反侦查能力，问十句答一句。
但是如今的干部们很有底气，因为很多档案都被周纪言保存下来了。
本来被烧掉的许多卷宗没有烧，其中与华夏有关的密件一张不缺。
梅机关的机密文书几乎全在，宪兵队的月报、电话记录、调查表也无一缺失。
侦讯人员不再需要苦苦挖掘证据，他们只需要按照文件核对。
到1956年开庭前，他们从全国十二个省走过来，查阅残留档案八千余件，提取人证两万六千七百件，讯问、调查、取证核实的材料达到四十三万余页。
屋子里都装不下，只好在外面搭帐篷存放。